减轻生育养育压力是保障中国“三孩”政策顺利施行的必要条件

人民网刊登其文章指出，一是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性，应关注人群需求的异质性，既要满足一般需求，也要满足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人群的特殊需求，措施制定要从使用者角度出发进行设计。

二是要考虑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特别是涉及资金发放、假期安排等类政策措施，要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多方诉求，确保政策措施能够落地实施且在较长时期内持续。

文章称，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每年新生婴儿中二孩占比不断提升，二孩总和生育率也有所上升，但总和生育率仍不升反降的主要原因是一孩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育龄人群特别是年轻育龄人群的生育焦虑造成了生育水平总体上的偏低。

第一是经济顾虑和困难，突出体现在“三育”负担上。生育负担主要是生孩子的成本，生一个孩子的直接成本从几千到上万元不等，完善孕产妇和婴幼儿保健与护理服务体系，根据家庭经济情况进行相关费用的减免，可有效降低生育负担。

养育负担因家庭而异，是家庭经济条件和父母育儿期望的具体体现，需要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也要适当降低人们育儿的精细化程度和过高期望。

教育负担较为沉重，课外辅导、择校费用、学区房等一系列相关成本均与之相关，需要国家系统政策配套，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此外，经济顾虑还体现在就业的稳定性和住房的安全感上，安居乐业才有可能放心生育。

第二是女性的工作家庭冲突困境。工作家庭冲突是职业女性面临的难题，也是目前生育意愿和行为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女性产假时间的设计既要考虑家庭育儿实际，也要兼顾单位的承受力，否则单位的损失会以招聘歧视等方式反射到女性身上。

关键在于扭转育儿是女性专责的意识，“生育不仅是女性的、更是家庭的、也是全社会的责任，生育相关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需要妥善分担，在实施三孩生育政策时相关政策措施的设计必须贯彻性别平等的理念。”

第三是晚婚晚育的社会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晚婚晚育逐渐成为社会实践，婚姻和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特别是在大城市，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接近30岁，高龄生育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健康问题。

“因此，重塑社会婚育文化，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营造适龄婚育和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文化氛围，消除年轻人对生育的焦虑和恐惧，也是非常重要的。”文章称。

另据国内媒体援引曾连续四年在全国“两会”上建议实行全面放开三孩政策的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建议，延长产假至三年，配套相应生育奖励政策，提高年轻人生育意愿。同时，将幼儿教育纳入基本义务教育，减轻养育子女的成本负担。

5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这是继2015年全面两孩政策之后，中国生育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调整。